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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孩子的愛與哀愁:疑似校園霸凌已成最大困擾 | 大家

2019-06-14  hercules0...

“我喜歡學貓叫”

“我討厭不停寫作業”

“我討厭被人說偷東西”

……

六一前,我帶著團隊和志愿者去甘肅做公益活動。過程中,除了經典的陪孩子走上學路,贈送有心理療育作用的“故事盒子”,還特別用游戲的方式收集了當地鄉村留守兒童聚居區內孩子們的“喜愛”與“厭惡”。上面這些就是例子。


孩子們的表達:笑臉是喜歡,憤怒是討厭


笑臉是喜歡,憤怒是討厭

因為樣本量小,總計2個班,34個孩子,132條描述。所以只能做框架性分析,對于細微差異的辨析,留待未來更大規模的樣本采集。但即便如此粗略,還是發現了一些值得咀嚼的結果。


電游比例只有2%

我們根據孩子們的回答,把所有的答案分為四大類:學校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個人成長和其他。每一類下面又分成2~5個小項。

在總共13個小項中,位列“討厭榜”的前三名是“人際交往(24%)”“學習相關(17%)”和“飲食(13%)”。


孩子們喜愛、討厭的分項統計

相比于“討厭榜”的分散,“喜歡榜”則更為集中,其中前三名是:“休閑娛樂(43%)”“人際交往(26%)”和“學習相關(14%)”。

總體上看,正負向綜合考慮,“人際交往”和“娛樂”對孩子們的情緒影響最大,特別是“娛樂”,對于塑造孩子快樂情緒效率最高。

出乎意料的是,衷情“電游”的并不多,只占喜歡類的2%,還趕不上看電視(3%),更低于傳統游戲,如“唱歌(3%)”“玩耍(6%)”等。這或許是孩子們平時在此事上被成人斥責較多,因而下意識規避;或許是因為當地接觸智能手機的條件有限;但也有可能是電游的沉迷性雖高,但帶來的樂趣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充足,這一點如成立,可以給廣大處于電游焦慮的家長們一個新思路——但,這有待更多樣本的驗證。


課間游戲


校園霸凌凸顯

在給孩子們帶來困擾的小項中,“人際交往”居首位。

而在“人際交往”中,疑似校園霸凌的條目較多,如:“有人欺負我”“搶我東西”“被別人打”等占到人際交往負向答案的40%;還有一些稍“軟”,如“被歧視”“不帶我玩”“沒有朋友”“我沒偷東西”等也達27%——兩項合計約占7成——孩子們在這個年齡,需要玩伴,需要群體認同,加之他們在家中缺少父母陪伴,這一需求更為凸顯。因此,人際交往中的挫折和優勢都會被放大。

在我們另外的研究中發現,留守兒童在學校更容易遭受校園霸凌,特別是爸媽全出去打工的——家里“沒大人”造成的心理弱勢,不僅孩子自己有感知,其他人也獲得暗示。因此,校方除去加強這方面的管理和教育外,還要探索其他的方法。

我曾經去過一些學校,雖然是山村鄉小,但孩子情緒狀態不錯。這些學校普遍有個特點,就是課外活動組織得好,有各種興趣小組。一到課余時間,校園里熱鬧非凡。

從某種意義上說,各種興趣小組一方面給了不同孩子展示和發展個體才能的舞臺,另一方面,也是用某種組織形態,半強制性的讓孩子進入到群體中,增多社交可能,增強群體認同,這對于減輕社交挫折的影響,多元化自我價值標準(而非僅是“學習好”這一個選項),具有很實際的效果。



集中住宿制的反思

如果我們換個維度,把孩子最不喜歡的具體事件摘出來,前三名分別是:“被欺負(占負向事件總數14%)”“打架(8%)”“學習退步(8%)”——前兩個反應出安全感不足,生活中沖突較多,這可能是中國鄉村學校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。


孩子們最不喜歡的具體事件

另外一點,隨著住宿制學校的增多,孩子們處于“無間歇相處”狀態。一些原本生活層面的沖突,也轉移到校園中。由于缺乏走讀回家的緩沖,那些遭遇孤立,被排除在群體之外的孩子境遇是非常凄慘的。這也是為何我不提倡太小年齡的孩子住校的原因之一。

1983年,英國作家威廉·戈爾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獲獎作品《蠅王》描寫了一群因飛機失事被困在荒島上的孩子,怎樣從和睦相處到自相殘殺。雖然這是一部虛構作品,但其中揭示的少年人中的社交關系、權力關系,有時恐怕比成人世界還要殘酷。因此,對于年齡較小,同時不得不住校的學生,特別要關注那些被邊緣化的同學,他們人數雖不多,但容易遭受人際方面的傷害,有時看上去每件事情都不大,但就像慢性病,一旦走岔,很難扭轉。


威廉·戈爾丁的《蠅王》


潸然淚下的鄉村女教師

下面來談談老師,實際上,如果把“學習相關”的條目看做是“老師評價”在孩子身上的壓力反應后,老師對孩子們的影響迅速飆升到35%(正向負向綜合),僅次于同學間關系影響——這跟家長9.5%的權重相比,差距巨大。

這再次證實在留守兒童的幫扶里,不能頭痛醫頭。

這些年,我們一直倡導,留守兒童問題要有全盤視角——從只重視兒童自身,到重視兒童家庭,再到重視兒童教師——這種認知遞進也是一種逐步逼近真實的過程——想想也順理成章,孩子的世界本來就那么大,老師的陪伴、權威有時要比包括家長在內的任何成人都要多。因此獲得老師的肯定,如“老師看重我”或否定,如“惹老師不高興”,都會成為孩子內心中非常大的情緒杠桿。


不同社會關系對孩子的影響

但我也不提倡簡單地給鄉村教師加擔子,因為他們自己的境況也不容樂觀。

這次我聽到當地人一個說法,“留下的都是實在沒有辦法的”,這既說的是留守兒童,對于教師也同樣適用。留下來的孩子、留下來的老師,也許是鄉村學校真正的圖景。

“現在學校招生越來越難了”不止一位老師跟我說,“我們學校70多人,算上學前班一共7個年級,最少的四年級只有5個人,有點辦法的都轉走了”,校長站在逼瑟的校園里介紹說,“但我們已經算人多了,梁上面有些學校都是個位數”。

2018年在瀾滄江邊上,一所俯瞰大江的傈僳族村小里,我親見一位年輕女教師因為3歲女兒拒絕在電話里叫媽媽,潸然淚下,原因是:雖然同縣,但山路崎嶇,回趟家坐車要大半天,平時只能周末回去。那一段時間,恰好碰上當地搞活動,老師們連續三四周沒休息,所以出現了上述一幕。

不可否認,中國現在教育經費在增加,然而,像個口大底兒小的漏斗,高等教育的撥款可能數以億計,但到鄉村學校,真正落實到教師身上的能有多少?而人才呢,也是個漏斗,教而優則仕,教而優則升,“好”老師縣里、市里、甚至省里搶著要。走不出去的老師,特別是年輕老師,不僅是留守兒童的老師,同時還是留守兒童的家長。

我接觸過的鄉村教師、校長,絕大多數都是好樣的。我見過把唯一的水泥房子給學生當宿舍,自己住到四面漏風土房里的老師們;我見過為了勸家長允許孩子來上學,開學前自帶干糧穿行在一個個不通車的村寨的老師們;我見過山高溝深交通不便,只能在寒暑假回家的老師們;我還見過,為了讓孩子吃好點,自己養豬養雞的老師們……

僅靠奉獻是無法扭轉這種“雙留下”局面的這讓我想起日本的公立教育制度,凡是公立教師,間隔三五年,都會被輪換到全國各地,等待他們的,也許是另一個城市,也許是另一個鄉村——因此,雖然學校的設施有異,生源不同,但教師資源的公平化確實是不折不扣做到了。所以,在日本,只要是公立學校系統,沒有什么“重點”的說法,想上“重點”,就請去私立,走精英教育路線,國家用納稅人的錢沒有義務給少數精英家庭埋單。

公立教育同所有的公共資源一樣,目的是為了給社會“兜底”而非“保頂”,但面對著這些被留下的孩子和他們苦苦支撐的老師,恐怕目前我們的這個底兜得并不好。


被扔掉的牛奶和雞蛋

最后說說孩子們的“飲食”,在“討厭榜”(圖表1)里它排第三,幾乎是第四名的一倍。斯坦福的羅斯高教授常年關注中國鄉村,他有一個調查結論:中國鄉村孩子因為營養失衡導致智力發育遲緩。而在我們的調查中,關于吃飯這件事,孩子們是這樣描述:“沒好吃的”“不愛吃土豆”“喜歡吃肉”“想吃香香的飯”……

為了改善鄉村學校孩子的營養,國家推行“營養餐”計劃已有經年,但我這次卻看到了“審味疲勞”——常年來,營養餐幾乎不改樣,吃膩了這些的孩子們,就把發到手里的牛奶、雞蛋白白扔掉,可他們卻仍餓著肚子……

跟一位曾經參與過當地營養餐招標的企業家談到這事,他說:之所以不改樣,是因為標準過低,沒法改,如果不是大規模集中采購,根本連現在的牛奶雞蛋都買不到。學校自建食堂也想過,但教育部門又擔心食品安全出問題,出了問題,“天大的責任誰也扛不起”。

“現在的家長也省事”一位老師介紹接著說,“有那些住的近的(孩子),中午回家吃飯,他媽就給一袋方便面,自己吃去……”。

無語。


天地間的晨讀

早上的陽光從學校背后高高的黃土梁上照下來,這正是每天的早自習。所有的孩子們無一例外,拿著自己的課本走出教室,在不大的院子里,邊踱著步子邊郎朗而讀——“我們是一三五語文,其他英語”3年級班主任告訴我,“(孩子們)每天都這樣走著讀”。

他們大聲讀著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

他們大聲讀著“人閑桂花落,夜靜春山空”。

他們大聲讀著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

他們大聲讀著“我們曾是并肩生長的兩棵小樹,我們曾是二重唱的兩個聲部”。

他們大聲讀著“媽媽打開背包,從里面拿出好多東西:巧克力、香腸、面包、花生、牛奶”。

……

他們就那樣大聲讀著,在大山深處的校園里,在黃土高坡上面的村莊里,在和命運糾纏的生活里,忘我——大聲而讀。

我蹲在地上,拿著相機,在孩子們組成的河流里,像一塊不合時宜的礁石。我凝視著取景器里閃過的一張張小臉,安安靜靜。初夏的晨風很涼,吹過我的眼睛,眼睛里,那一刻,有些異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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